考古薪火照亮文明探源之路

如今，西阴村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跟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吴洋洋，沿着遗址边缘前行，顺着他激光笔的指向，辨认深埋地下的环壕、窖穴……透过这些遗迹，可以想象出数千年前先民在这里的生活场景。

相比前两次发掘，新一轮考古发掘在理念和方法上又有新的探索。范文谦认为，此次考古发掘以聚落考古理念为引领，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全程介入，在发掘过程中同步开展植物、动物、植硅体、土壤微形态、石器分析、彩陶颜料、古DNA、高精度磁测等方面研究，全面采集遗存信息，不断丰富着对5000年前晋南先民生业、环境、手工业的认识。

从1926年至今，西阴村遗址历经三次考古发掘，“恰好对应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考古学科体系成熟、中华文明探源新阶段3个重要时期，是百年中国考古学发展历史的缩影”。郑媛认为，3次发掘在学术目标、田野方法、研究范式上的变迁，直观呈现了中国现代考古从引进西方理论方法，到建立本土考古学理论，再走向聚落考古、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完整历程。

今年恰逢西阴村遗址发掘100周年。百年光阴流转，一代代考古人扎根田野、潜心求索，层层拨开尘封的历史迷雾。

站在历史与未来交汇的节点上，中国考古学将走向何方？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以“考古学的历史与未来”为主题作出回应——来自中国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数百名考古学者齐聚山西运城，带来570余场精彩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陈相龙代表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作专场总结时表示，如果说1926年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萌生了中国动物考古的胚芽，1929年殷墟的第三次发掘揭开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序幕，那么百年之后的今日，中国动物考古学已经完成了从附属于发掘的动物鉴定工作向成熟的考古学分支学科的重要转变，形成了明确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和学科目标。

“只有把动物遗存真正放回其文化情境和社会网络之中，才有可能超越碎片化的个案认识，形成对中国古代社会更具解释力的整体判断，贡献中国动物考古学的世界性价值。”陈相龙说。

动物考古的成长，正是百年中国考古学不断发展的生动缩影。而这样的缩影，在大会上并不鲜见。

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将研讨视野延伸至基础研究、保护技术、展示利用、管理发展，完整覆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全链条。“研讨形成了一大批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展示利用方面，相关研究跳出传统范式，更加注重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联结，让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与会学者还形成共识：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都应当建立适配地方发展实际的长效运营机制，推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共生共赢。”代表该专业委员会梳理研讨成果的北京大学公众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王思渝如是说。

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的讨论，只是本届考古学大会学术图景的一隅。在大会上，28个专业委员会交流研讨，集中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相关重要遗址的最新重大发现、前沿研究成果及多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更在思想碰撞中，为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交出了答卷。（记者 赵晓霞）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