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关山重重 播撒教育火种

随军长征的，还有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等。1936年10月，红军完成历史性大会师后，各路红军所属的院校也实现大会合。这些院校后来几经整合，演变成抗日红军大学，以及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国医科大学等。

刘齐认为：“这些学校不仅促进了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改变了旧中国教育的性质，还创造了与当时国统区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即由红军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组成的新型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它们为日后边区及解放区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历史性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长征沿途保存下来的标语至今还有7000多条！”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延河讲师团副团长，公共管理学院2024级博士生沈明辉查资料准备宣讲稿时对这个数字印象极深。

“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要求：各部队动员自己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材料，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沈明辉介绍，“红军还专门成立了粉笔队、錾字队，无论行军到多晚，都要在宿营地留下标语。”

在“重走长征路”的实地探索中，沈明辉切身感受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多群众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但他们可以通过墙壁上的文字，通过红军战士对标语的解释，通过红军带来的歌曲、歌谣、漫画、话剧等形式，通过红军战士真实的行动、作风，逐渐了解革命主张，认识自己的处境，思考自己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虽然具体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不一样，但总的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植根人民、造福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可以说，长征既是一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战略转移，也是一次人文精神的远征！”刘齐表示。

如今，再次翻阅自己一条条收集的那些标语，沈明辉依然心潮澎湃：“当年的红军用木炭、毛笔在墙壁上写下标语；今天的我们，也在尝试用青年语言和新的传播方式，去讲述中国故事、传播时代精神，把这燃烧了90多年的教育火种继续传递下去！”（记者 杨飒 陈冠合 张亚雄）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