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

抗战胜利后，应美国国务院“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计划”项目之邀，老舍和曹禺1946年3月赴美访学。曹禺于一年期满后回国，老舍则留了下来，继续完成自己的百万字巨著《四世同堂》。

当时，《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已出版，老舍在美国写的是第三部《饥荒》。在这期间，老舍的《骆驼祥子》等六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在美出版。《四世同堂》第三部写完后，老舍与美国人浦爱德合作，将全书译成了英文。

素有盛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称《四世同堂》为二战以来中国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文学评论家康斐尔德写道：“在许多西方读者心目中，老舍比起任何其他的西方和欧洲小说家，似乎更能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的‘辉煌的传统’。”

在纽约，老舍来往最密切的是几位中国商人。他觉得，这几位商人都不太像商人，有文化，对时局特别敏感。一天，其中一人将一封信塞进了他公寓的门缝里，这个人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司徒慧敏。

这封来自北平的信有30多人签名，打头的是郭沫若、茅盾、周扬、阳翰笙、曹禺、洪深、郑振铎等，信上写道：“第一次文代会即将在北平举行，老朋友们已经全都聚在北平了，惟差兄一人，回来吧，老朋友！”这是周恩来安排的。周恩来还发动老舍的多位好友写信动员他，终于促使他下了决心。

1949年10月，老舍启程回国，12月抵达北京。1950年5月，北京市文联成立，他当选为主席，此后一直担任该职务。

老舍之子舒乙曾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大家一律“同志”相称，对党外知名作家巴金、叶圣陶等也称“同志”，唯独对老舍皆称“老舍先生”。这一点使老舍大惑不解，大家向他解释：丝毫没有排斥的意思，而是尊称“老师”之意。

青年作家汪曾祺1950年7月进入北京市文联，在老舍任主编的《北京文艺》担任编辑。他后来在《老舍先生》中回忆：“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汪曾祺说，由于有这样的“作家领导”，在北京文联里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少有人再买画、藏画，一批老画家生活困难。老舍亲自拟定了一个几十人的画家名单，以北京文联的名义送去“过节费”。但他不满足于仅仅解燃眉之急，还想搞一个更大的事业：成立国画院。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还亲自去找周恩来谈。周恩来接受了他的建议。1957年5月，北京中国画院正式成立，齐白石、陈半丁、溥雪斋等老画家成为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公职艺术家。

老舍一直担任北京市人大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在繁忙的社会工作之余，老舍勤奋地写作。他的高产在同时代老作家中可谓独一无二，周扬曾半开玩笑地称他是“文艺界的劳动模范”。吴组缃曾回忆，老舍一天没有动笔就悒悒不乐，说：“这不行，今天没出活儿！”

老舍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他形容，自己心中有那么一种感情，叫他欲罢不能，他把这种感情命名为“热爱今天的感情”。他说：“我无党无派，但我有一派，就是‘歌德派’，歌共产党之德的派。”曹禺回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东西“多得叫人难以相信”，除23个剧本外，还有各类样式的作品。

1950年春，北京市政府决定拿出全年预算的2.25%，整修龙须沟。这是全市第一个大型市政工程。时任北京人艺(“老人艺”)院长李伯钊得知后，建议老舍写个新剧本，还给他借来参考文件。老舍热情高涨，写了两个月，完成了三幕话剧《龙须沟》。

一些评论家质疑《龙须沟》过于直白，过于政治化。但周恩来认为，这恰恰是新中国所需要的，它让人们明白，为什么新的要代替旧的。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并提议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对此，解放区来的一些作家感到不服气。最后彭真表态，这个奖由北京市政府颁发，因为《龙须沟》就是写北京的。

1956年，曹禺、焦菊隐等从老舍正在创作的一部剧作中发现了茶馆一场戏，鼓动他从中发展成一部多幕剧。一开始，老舍习惯性地反应：“那就配合不上了。”这句话很快在北京文艺圈小范围内传开了，成了当时的内部名言。但老舍很快被说服了，仅用三个月就写成了《茶馆》。1957年7月，《茶馆》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