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
在《茶馆》排演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它太灰暗,怀旧色彩浓,周恩来则喜欢这部戏,支持公演。他说,从政治上看,这是个好教材;从艺术上看,这是个了不起的作品。《茶馆》上演后,几经停演和复排。直到1979年,《茶馆》才真正热起来,名扬四海。
50年代后期,老舍的好友曹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也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程砚秋、梅兰芳等文艺界名人也都被接纳为党员。老舍受此激励,也向组织表达了入党的愿望。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老舍家与之长谈,建议他暂时留在党外,这样更能发挥作用。老舍听从了。
中国老舍研究会原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原院长谢昭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回国至1957年,老舍处于“自觉认同期”。作为一个底层平民出身的作家,他深切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生的巨大改善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带来的希望。但随着“大跃进”的开展,文学创作逐渐陷入公式化困境,老舍感到困惑,也产生了反思。面对这样的困境,他逐渐转向追求与传承古典文化,在内心深处寄托自己的理想和情感。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转向并不能掩盖他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舒乙回忆,父亲的性格很复杂,似乎充满了矛盾。人多的时候,谈笑风生;客人一走,一句话也没有,终日沉默。他很和气,没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气,他不想干的,说什么也不干。
1944年日军从贵州独山进逼重庆,很多人做着撤离的准备,但老舍不打算跑。他在给友人的信上说:“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没想到,一语成谶。1966年8月24日,67岁的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他去世后,一位受过老舍保护的剧作家和一位画家一道磨制了一方石碑,工整镌刻了“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几个魏碑体大字,于他罹难一周年之际埋置在了太平湖畔。
经过12年的沉寂,老舍终获昭雪。1978年2月,北京市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为他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并恢复了他的“人民艺术家”称号。巴金在《随想录》中称:“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
1979年春,老舍的未完成遗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在《人民文学》发表,他出生、成长的小羊圈胡同5号院也随之出名。老舍在世时没向人提过自己的出生地,小说发表后,家人才根据小说描述找到了这里,发现这里与《四世同堂》描述的环境细节基本一致。小时候,老舍常在这里和姐姐玩羊拐,用模子扣出各式的泥饽饽,就像《四世同堂》的小顺子和妞子一样。
《老舍幽默文集》出版时,吴组缃作序。他写道,老舍看人是高度现实主义的,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甚至十分欣赏“缺陷美”。老舍常说,讽刺当然好,但要看得比别人高,比别人远,比别人透,而他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别人有的缺点他都有。因此,他只能同情地看待,“莞尔一笑,不痛不痒”。
吴组缃还回忆,当年在文协与老舍共事时,常一起在防空洞中躲空袭。闷坐无趣,他们就对对子。老舍有次一拍大腿说:“大雨洗星海!看这一句多雄阔!有本领,你对!”他对出了下句:“长虹穆木天。”老舍赞:不差。另一次,吴组缃出了上句:“梅雨周而复。”老舍想了想,拍手说:“蒲风叶以群!”还有一组对子是:“素园陈瘦竹,老舍谢冰心。”
1984年,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谢昭新说,这是老舍研究学科化的开端。
1999年,王任开始跟从中国老舍研究会副会长张桂兴做老舍生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老舍之死”在世纪之交成为学界热点,很多著述和口述历史出版,其中有诸多疑问和反思。
王任说,纵观老舍的一生,他的家国情怀、看似随和而又刚强的性格,促成了他的文学成就和文化人格,也使得他不甘人后,陷入旋涡。他的自觉和自绝,终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王任觉得,近十多年的老舍研究已是“人书俱老”。今天,老舍遗物和众多研究成果都陈列在老舍纪念馆,向公众开放。纪念馆就设置在老舍生活了16年的“丹柿小院”。
老舍一生酷爱养花。当年“丹柿小院”到处是花,光菊花就养了100多种300多棵。镇院之宝还包括一大株昙花、一大棵银星海棠、一大盆蜡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三种颜色的令箭荷花和一大丛太平花。他去世后,家人在他的空骨灰盒里放了几朵茉莉花,以香花作为他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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