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安澜幸福河】堤柳青青 护一河安澜

岁岁安澜幸福河 ——从八秩治黄到战略新篇系列报道

黄河宁，天下平。秋意初起，这条从世界屋脊走来的大河，映着堤柳的一抹绿意，滔滔汩汩，东流入海。

临河亭下，高晓玲轻倚栏杆，手边放着两样旧物：一本纸页泛黄的手写档案，一张稍有褪色的老照片。

“父亲这一辈子只教会了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再就是这本册子。”

刚一见面，高晓玲就从包中掏出父亲当年手写的档案册，字迹工整、条目清晰，册页边角已有磨损，处处可见反复翻阅的痕迹。

今年60多岁的她，是中牟河务局的退休职工，自幼听父亲讲黄河故事。一边掘土，一边看黄河，是儿时高晓玲心中最有意思的事情。

1978年，高晓玲正式投身治黄事业。彼时治黄作业全靠人力，日常巡堤固坝、掘土夯实，繁重枯燥的体力劳作是工作常态。当年广为流传的顺口溜“远看要饭的，近看烧炭的，仔细一看黄河段的……”道尽老一辈治黄人的艰辛。

“每天汗流浃背地挥着铁锹，挣的工资也只够糊口。”一次回家，高晓玲忍不住向父亲倾诉苦闷。父亲没有讲大道理，只是默默将一本手写档案册递到她手中。“我接过一看，密密麻麻的10页纸，记录着从清朝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每次黄河堵口、截流资料及抢险情况。”

历史上，黄河自然灾害频发，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一桩桩惊心动魄的治河往事，让高晓玲渐渐懂得治黄工作的重量，也让她扎根岗位的信念愈发笃定。

“那时候干工作，大伙儿心里就攒着一股劲儿，一心想干成一件大事。”高晓玲指尖抚过老照片，两段难忘的记忆涌上心头。

1982年，连日暴雨导致黄河水直逼堤岸，距堤顶仅剩一米。还是治黄新人的高晓玲正在值夜班，头回直面如此凶险汛情的她，心始终悬在嗓子眼，一刻不敢松懈。

“办公室里走进来几个人，浑身糊满泥浆。”她回忆道，他们是刚从九堡抢险现场撤下来的工作人员，顾不上洗漱休息，蹲在地上就着咸菜啃起凉馒头。看到这一幕的高晓玲眼眶发热，她真切明白，治黄不只是辛苦劳碌，更是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责任与担当。

1996年，洪峰过境中牟段，晚上11点多，一阵急促的抢险铜锣声骤然响起。闻听信号，高晓玲的丈夫（同为治黄职工）迅速起身奔赴大堤，高晓玲瞥了一眼尚在熟睡的孩子，来不及过多思虑，也毅然冲出家门，赶往九堡抢险现场。

“300多名河务职工全员上阵，由于缺少大型机械设备，只得靠人力搬运柳梢、捆扎柳石枕。”

这是流传数百年的传统治黄技艺，将柔韧耐水的柳梢搭配石块捆扎成型投入河中，可缓冲浪涛冲击、稳固堤脚、落淤固岸，防止堤坝被激流淘空坍塌。

“你看，用的就是咱们面前这种柳梢。”高晓玲指着岸边的柳树，“捆好的柳石枕上千斤重，全靠人拉肩扛，每推下去一个，都要耗上好大力气。”高晓玲感慨。

正是这一年的洪水，让“二级悬河”这一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其潜藏的重大风险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如何破解悬河治理难题，亦成为一代代治黄人苦苦求索的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作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治水一隅到战略之举，黄河治理开启系统保护、协同施治的全新格局。

“大堤上的这些柳树，过去可是咱们防汛抢险的宝贝，每到汛期来临之前，我们就要四处征集柳梢，要是本地柳条不够用，还得从周边地区调运过来。”

植柳固堤是传承千年的治黄智慧。北宋时期，朝廷多次颁布诏令，督促沿河州县大规模栽种榆柳固守黄河堤防；明嘉靖年间总河都御史刘天和总结的“植柳六法”，至今仍是治黄经典。

时代向前，黄河治理事业也在不断更迭。近年来，引黄涵闸改建、险工控导加固等防洪工程落地投用，黄河堤防根基得到全面夯实。汛前水毁修复、根石加固成为常态化工作，大规模洪水险情已鲜有出现。无人机巡河、智能监测等现代化设备广泛应用，人防技防相辅相成，构筑起科学高效的现代化防汛屏障。

眼下的中牟黄河大堤，大河安澜与满目绿意相融共生。退休之后的高晓玲，仍时常回到大堤走走看看，为河务工作建言献策。“这辈子入了党，做了治黄人，这份责任就放不下了。只要还能做得动，我心里就始终装着这条河。”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