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土证史释春秋——写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5周年之际

微凉的风吹过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送来缕缕桂花香气。

105年前，正是在这里，一件件优美古朴、图案绚丽的彩陶破土而出，仰韶文化的灿烂画卷自此铺展在世人面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也由此发轫。

日前，坐落于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聚焦“考古人”群体的百年考古纪念园正式开园，引人再度遥想百余年来这片土地上的文明求索之路。

甫一进入百年考古纪念园“叩问厚土 仰望苍穹——中国考古百年群英谱”展馆，入目便是“仰韶百年考古档案”互动台。不少游客驻足于此，将一份份内置芯片的“档案卡”插入卡槽，仰韶村的历次发掘场景便呈现在屏幕上。

1921年10月，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学者袁复礼等人一起来到仰韶村，进行了为期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共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还有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这次发掘，发现了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并以遗址所在地命名其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探索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执行会长刘海旺说，它证明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非常发达且富有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使所谓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理论不攻自破。

学界普遍认为，以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为标志，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发端。

彼时，新文化运动风起，在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冲击下，史学界掀起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国学者普遍认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也博得不少本土学者附和。

“中国上古有什么样的人文和政治景观，中国文化的源头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成为国人热切期盼解答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说，从那时开始，中国考古人便肩负寻根问祖、证经补史的使命，“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6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依托扎实的田野材料探讨彩陶文化源流；1928年，“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挥下第一铲，拉开殷墟科学发掘的大幕；1930年，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启动，让仰韶文化以外的又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龙山文化”露出真容……

百年时光荏苒，从李济、梁思永，到夏鼐、苏秉琦，再到严文明、李伯谦，中国几代考古人秉承初心、栉风沐雨，发现了一系列重要遗址，建立了考古学分期标尺，理清了发展谱系，证明从古至今中国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不曾间断的。

“1921年至今，我们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历史都揭露了出来，对夏商周以来的历史也做了许多补充。”陈星灿说。

如今的仰韶村中，安特生、袁复礼曾借住过的小院经修缮复原，仍保留着当年的格局。院内的石榴树上，正缀着红彤彤的果子。

“以前，有的学者以为小屯殷墟文化，即从安阳小屯殷墟所发掘出来的遗址、遗物，便是代表中国最早的文明。小屯殷墟文化，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但是，小屯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考古大家夏鼐在其代表作《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这样写道，“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璀璨的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其形成、发展又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从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日起，以科学实证揭示文明足迹，便是中国考古人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

“对于中国史前文化的整体格局，学术界先后提出了三种影响深远的理论。”据百年考古纪念园讲解员王宸介绍，苏秉琦按“区系类型”划分六个文化区，提出“满天星斗”说；严文明则提出“重瓣花朵”理论，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更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张光直则从“相互作用圈”的视角观察各区系之间的联动。

“在距今约6000年前，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外影响，为后来统一中国的建立打下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