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水下考古队员，给海底文物“上户口”｜文化中国行

“我们要抱着抽泥管抽泥，一抽起来就什么都看不见。黑暗中只有抽水的声音。偶尔踩到一只死去的海蜇，软绵绵的，会把自己吓一跳。”他回忆，有一次自己手离开了抽泥管，前后左右都摸不着，也不敢贸然上浮，摸索了两三分钟，才重新摸到基线绳和抽泥管。

可也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尝到了这份工作的甜头。队员们在淤泥中筛出了船上随行的物品，一块木牌上依然留有墨书，为判断这艘沉舰的身份提供了关键信息。2020年二期调查时，重达18吨的定远舰铁甲被起吊出水，后来存放在刘公岛的博物馆里。

“有新发现的时候特别自豪。”他说。从定远舰到大鹿岛海域的“超勇”号、“扬威”号，这些年，他跟着一个个项目，把下潜深度从十多米推到三十米，甚至五十米。

他也亲眼见证水下考古装备技术的迭代更新，考古队员的安全保障在逐步提升。比如这次文物普查中，他们用上了新配发的水面通信装置：水面的人可以给水下的潜水员发文字信息，还能实时监测其耗气量，一旦发现有人耗气过快、没能及时出水，可以马上提醒。“传统的水面与水下沟通要靠全面罩，但全面罩会大幅增加耗气量，佩戴也不舒服。”

每当聊起技术，他就会滔滔不绝。在所里，同事都喊他“装备杨”和“技术杨”，因为他没事儿就爱研究各种水下设备。“我一直在折腾，爱潜水、爱爬雪山，喜欢这些挑战，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发现。”杨荣佳说。

水下考古并非付出就有回报。每一个新发现之前，往往会经历无数次试错，甚至遭遇危险。

去年11月，杨荣佳和同事到湛江吴川的沙角旋，调查一艘早年发现、准确位置一直不明的沉船。上世纪80年代末，水下考古队员曾在附近海域做过调查，采集到铜皮、铁钉等标本。此后多年，渔民曾在拖网中把船体构件拖到岸边，考古队每次都跟着出海去找，却始终没能锁定坐标。

“这片海域水深只有四五米，完全没有能见度，当时赶上东北季风，涌浪很大。”杨荣佳和潜伴下水后，立刻感受到涌浪的冲击，身体不自觉地往疑似沉船的位置撞。他紧紧拿着一把铁锹挡在身前，以防撞上凝结物。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潜伴身上。潜伴的调节器被渔网勾住，到了约定的时间，杨荣佳先出了水，等了两三分钟仍不见人。“正准备再下水找他时，他才终于脱险浮了上来。”

这样的经历，让杨荣佳不断摸索和优化安全流程。下水时，他会强制自己带上备用装备，潜水刀带三把，分别放在腰带、肩部和手上，一旦被渔网缠住，手边随时能够到；身上还带着哨子和一面小镜子，如果出水时与入水绳分开、被水流带远，可以把镜子的反光打到船上求救。

他特别敬佩崔勇等中国最早一批水下考古队员。他清楚记得，有一回，一名队员在水下被渔网缠绕，另一位队员浮上来求援。还没等人报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南海I号”项目领队崔勇已经从水下气泡的异常里看出了不对劲，提前让人穿好装备。等求援的人一出水，支援的队员已经就位。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杨荣佳的脚蹼上画着一道平安符，书包上挂着一个晴天娃娃，偶尔遇到危险，他和家里通常也是报喜不报忧，生怕家人担心。

今年，他和妻子有了宝宝，愈发感到牵挂。“用我们同事的话说，每次下水都要想一下，家里面有人在等着你。”谈起家人，杨荣佳满是笑意。

从2016年入职算起，今年正好是杨荣佳入行的第10个年头，他发现干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多了。“90后”的他，曾是全院最年轻的水下考古队员。如今，这个行列已经不乏“00后”队员的身影，国家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举办也更加密集。“这是件好事，找答案的人更多了。”

关于广东的这片海域，他依然有很多谜题想要解开：比如莱茵堡号为何至今不见踪迹？南澳周边海域也有许多的线索待发掘……

“这些谜题的答案都在海里，等着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杨荣佳又一次望向了熟悉的海面，目光里充满期待。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