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漂”与一座古城的双向奔赴

原标题：一次邂逅 一生守护——“敦漂”与一座古城的双向奔赴

黎明时分，三危山的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莫高窟的崖壁被镀上一层暖金。来自陕西的“90后”文物摄影师吴绍侠在洞窟内摆好设备，为一天的壁画图像采集工作做准备。今年是吴绍侠拍摄莫高窟的第11个年头。

和她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从五湖四海而来，奔赴敦煌这座位于河西走廊西端、被戈壁和沙漠包围的绿洲小城。他们，被称作“敦漂”。

同样是“漂”，不少奔赴北上广的“漂一代”，更多带着谋生闯荡的意味；而来敦煌的人，起初或许源自向往，经历过迷茫挣扎，但归宿却是深深扎根，把自己的故事与人生融入敦煌文化传承创新的长河。

敦煌也在回应、接纳每一个为它奔赴的人：它给文保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给艺术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给创业者提供了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给国际友人提供了文明对话的开放平台。“敦漂”们在这里安放理想，而城市也在回应他们现实诉求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人与城彼此成全、共同成长。

敦煌的根，在莫高窟的崖壁上；而莫高窟的守护，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坚守。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留法归来的常书鸿放弃了北平的优渥生活，带着第一批开拓者扎根大漠。在缺衣少食、风沙肆虐的年月里，思乡与孤寂无声地裹挟着每一个人。

1956年，常书鸿在进行文物研究工作。（资料照片）

有过彷徨，有过动摇，但对敦煌艺术瑰宝的赤诚热爱，让他们坚守了下来。他们用双手清理洞窟积沙，用简陋的工具修复文物。

随后段文杰从四川来到敦煌，一头扎进洞窟临摹研究，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他临摹的壁画作品超过300幅，同时积极组织国际学术会议，让本土敦煌学研究真正走到世界学术舞台。

1955年7月20日，段文杰在莫高窟130窟甬道临摹壁画。（敦煌研究院供图）

大漠的胡杨绿了又黄。“敦煌女儿”樊锦诗从江南水乡来到敦煌。“开始我也没想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樊锦诗说。

她在大漠坚守60余载，尝试用科技为千年文物“续命”。由她推动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实现了“窟内文物窟外看”，既缓解了游客参观对文物的压力，又提升了游览体验。

如今，接力棒已经交到新一代文保人手中。吴绍侠是敦煌研究院数字化团队的一员。她每天的工作从进入洞窟开始：在轨道上布设等距离的站点，让相机平行于壁面定点移动，依次对壁画从左到右、从下到上投影拍摄，海量照片经过裁剪、拼接，最终形成完整的毫米级数据图像。

吴绍侠在莫高窟220窟拍摄数字化方案所需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图）

初到敦煌，吴绍侠要克服的不只是干燥多风的气候，还有远离都市社交圈，文娱生活匮乏的现实。日复一日钻进幽暗洞窟，枯燥与孤独成了她工作的常态。

也正是这日复一日的重复，让她慢慢读懂了敦煌：守护不只是抢救濒危文物，更是与时间赛跑，现在的文保早已不是过去单纯的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数字化采集成为日常。

按照“一洞窟一方案”的理念，吴绍侠所在的团队每年可以完成二三十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单幅壁画的分辨率可达300DPI，色彩还原度超过95%。据介绍，数字化作品能够达到原作的四倍大，连壁画上的细纹都能清晰呈现。

工作人员对莫高窟部分洞窟进行加固施工（1964年7月8日摄）。（敦煌研究院供图）

团队自主研发的“飞天”系列多光谱相机，还能穿透壁画表层，识别被覆盖的底层画作。洞窟内布设的环境监测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严格科学管控游客接待量，确保壁画处于稳定的保存环境中。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323个洞窟的高精度数字化采集、251个洞窟的结构三维扫描，以及227个洞窟的全景漫游制作，总数据量超过4PB。“数字藏经洞”数据库的上线，更让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遗书，在数字空间实现跨越百年的重聚。

敦煌的文保技术已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的150多处遗址，还沿着“一带一路”辐射到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目前，敦煌研究院正在牵头制定首个壁画保护国际标准。

从80多年前常书鸿先生走进茫茫戈壁，到今天的年轻文保人用数字科技为千年文物延续生命，一代代守窟人见证了敦煌文保事业走向世界的历程。“前辈们守住了莫高窟的实体，我们要努力留住莫高窟1000多岁的模样。”吴绍侠说。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