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寻找失落的北方巨城

耐人寻味的规律浮现出来：盗洞位置不同，方向不同，但目的高度一致——墓主人所在的木棺。盗墓者精准地找到了木棺的位置，将玉器等珍贵随葬品洗劫一空，有意或无意扰乱了墓主的骸骨，而次要的殉人、殉狗、陶器等，则一概未被染指。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石峁遗址考古队首任队长孙周勇判断，盗掘者似乎对墓主身份、墓葬结构和陪葬情况了如指掌。“盗掘活动或发生于石峁城址衰落毁弃之时，盗掘者知悉准确位置乃至墓主身份。若此，盗掘行为是否与石峁上层社会政治斗争或者报复行为有关？抑或与引发石峁王国灭亡的重大事件相涉？”

严密的围城，坚硬的堡垒，献祭的头颅，残暴的盗墓……石头不发一言，但一阵肃杀的寒意却从历史深处传来。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那是一个流着鲜血的时代，或许是中国史前的“战国”时代。

如果将视野稍微拉远，从陕北到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冀西北，即便围绕“几”字形黄河最上边一横的那片区域中，数百座石头城先后涌现，成为中国史前遗址的一道奇观。

朝着黄河东望，直线距离石峁遗址五十公里的黄河对岸，坐落着另一座石城，与石峁高度相似，如同一座克隆的城——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碧村遗址面积不到石峁的五分之一，但营造方式惊人一致：高台筑城、双重城墙、护墙包砌、河沟为屏，甚至都有在城墙中埋藏玉器的习俗。

碧村遗址考古负责人张光辉曾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两座城“就像是根据一张图纸画的”，两者应当有紧密联系。碧村是石峁的盟友、附属城，还是替石峁守住黄河渡口的军事前哨？答案尚未明朗。但可以证实的是，石峁不是孤城，而是北方战争网络中的超级中心。

这些石城拥有共同特征：坚固的城墙，复杂的门道，以及明显的防御性质。石峁的瓮城、曲折门道和瞭望设施，在许多石城中都可以找到类似设计。在这片地带，时代气候骤然森严凛冽。

彼时的艺术风格，都在烘托着这种时代氛围，例如石峁遗址举世闻名的石雕。在皇城台的南护墙上和地面上出土了80多件石雕，其中20多件仍镶嵌在石墙中，剩余脱落在地，还有两个柱形石雕就立在地面上，如同纪念碑。这些石雕刻画的人面，很多都显露出狰狞的神色。孙周勇想象，当时石峁上层与四方贵客在此间走过，必然受到这些石雕的视觉震慑，“目光所及尽是镶嵌于高耸石墙之上的诡异图案，怎能不心生敬畏”？

猛然增加的防御设施、武器遗存和暴力痕迹表明，世界并不平静。不同区域之间，围绕土地、人口和资源展开着竞争与博弈。世界陷入动荡，和平一去不返。

但那并不等同于后世王朝之间的战争。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国家体系，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社会重组。石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崛起，并成为区域中心。

皇城台与内城、外城三重空间构成的石峁古国，总面积约四百万平方米。这是中国史前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古城之一。“过去，我们以为北方不是那么发达，是蛮荒之地。但现在，知道那时也有类似现在北京、西安、广州这样的格局。”孙周勇说，“至于它是谁的，还没法确定。”

“我认为，石峁最重要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复杂交流网络的中心。来自南方的物品——漆器和玉器，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陶器，还有动物资源、冶金术等等，都被吸纳进来。”杰西卡·罗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石峁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中心，拥有大量人口，能够吸引各种资源汇聚于此。”

石峁古国出现之时，整个中国北方进入剧烈转型期。分散的聚落出现规模差异，大型中心性聚落整合形成。人群聚集在城墙之内，资源被重新分配，权力开始集中，王的地位越发显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战争也是促使王权强化的重要途径，从军事指挥权演变到对集团内部事务的管理。“王”这个字，就来自斧钺的“钺”字，代表军事指挥权。

“《左传》中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那个时期有很多小的邦国。北方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城，同属于石峁集团，还是彼此之间也有战争？都有可能。”王巍说，“总之，那是一个战争频发的时期，也是各族群相互整合的重要时期。”

能征善战的石峁人，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离开这座坚固的石城后，他们的子民最终如何融入漫长的历史？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