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三苏文化丨颍川留遗韵 躬耕话颍滨

9月21日，细雨蒙蒙中的许昌（北宋称许州、颍昌府），西湖公园湖水潋滟，游人漫步湖畔，清风掠过水面，恍若听见千年前的诗文回响。

站在这里，很容易想起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那个春雨初歇的日子，苏轼随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自四川眉山北返汴京，途经许昌，驻足湖畔。

小雨初晴，春水漫涨，官府调集大批民夫疏浚湖沼。湖面热闹喧腾，湖畔游人携酒欢聚。可放眼四野，许昌因连年歉收，田野苍茫、民生凋敝。眼前繁华与民间疾苦的巨大反差深深触动了年轻的苏轼，一首《许州西湖》就此落笔，诗中写道：“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年青士子的民本忧思就这样镌刻在湖光之中。

许昌不是三苏父子久居的驿站，却是苏轼初入中原体察民间疾苦的观察点，更是苏辙后半生安身立命、思想完成最终淬炼的终老之地。苏洵、苏轼、苏辙先后以途经、旅居、归隐的方式与许昌结缘。眉山赋予他们文脉根脉，汴京成就他们功名理想，而许昌则见证了他们历经宦海跌宕之后的沉淀、反思与坚守。行走在今天许昌的街巷村落，寻访西湖旧迹、椹涧长店村遗存、苏氏后裔聚居地，读懂这片土地，便能读懂三苏风骨里藏于从容之下的家国担当。

“西湖小雨晴，滟滟春渠长。”嘉祐五年春日，三苏父子北上途经许昌，这首《许州西湖》是苏轼早年游历中原的经典诗作，跳出了传统写景诗文的闲适格调，以对比笔法写尽人间百态，成为其民本思想的早期文学佐证。

在此之前，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二子出蜀赴京赶考，已经走过中原大地。苏洵一生遍览史籍，胸中装着治世理想，他带着苏轼、苏辙踏入中州，既是赴一场科举之约，也是让两个儿子跳出蜀地一隅，亲身感受天下之中的世道民情。许州地处京师南部要冲，是南北往来通衢，烟火繁盛，却也饱受灾荒侵扰。

彼时苏洵已经名动士林，与中原诸多名士交游论道。这一次途经许州，父子三人短暂驻足，没有久留，却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官湖盛大游乐的背后，是乡野百姓饥寒交迫。年轻的苏轼没有沉醉于胜景，而是把目光投向湖面之外的苍茫田野。“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短短十字道破连年歉收的民生困境；“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写尽异乡游子心系苍生的深沉思虑。这份清醒与悲悯，是苏轼一生的为官底色。

“这首写于许昌的诗，是苏轼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作。还未正式担当地方要职，他已经懂得区分庙堂的欢娱与民间的苦难。”许昌市三苏文化研究学者苏青龙说，“许州西湖的这一次凝视，把‘以民为念’的种子埋进苏轼心底，后来他无论为官何处，赈灾、减赋、兴修水利，根源都有这份年少时期在颍川的所见所思。”

苏洵在许昌只是匆匆过客，没有留下大量诗文，但中原的世道百态不断充实他的史论思考。而苏辙，数次往返许昌，早已留意这片土地。绍圣元年（1094年），苏辙遭贬汝州，途经许昌，眼见此地民风敦厚、水土宜居，便把两个儿子安置于此，为自己日后归隐埋下伏笔。

三苏父子和许昌的缘分，从一次路过、一湖春景开始。中原大地的现实，照进三苏的笔端；许昌的烟火，浸润了苏氏一门经世济民的初心。

苏辙一生，历经宦海大起大落，曾官至尚书右丞，又连遭贬谪辗转南北。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年过花甲的他遇赦北返后择许昌定居，此后10余年“杜门著述”，实现了从“政治文人”到“学术隐士”的身份转型。

这一时期，也是苏氏家学系统化的关键期。文学上，苏辙晚年编订《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形成“简淡深远、情理交融”的独特风格，为宋代“雅正平淡”的诗文主流审美提供了重要支撑；学术上，苏辙在许昌修订完成《诗集传》《春秋集解》等著作，构建起“儒为本，道为用，佛为补”的思想体系，实现了苏氏家学从父子相传到系统升华的跨越。

潩水河畔，茅檐倚着绿荫，苏辙写下“偶有茅檐潩水阴，近依城市浅非深”，极简勾勒出归隐居所的清幽样貌，褪去官场浮华，尽显田园闲适。他虽远离朝堂，却从未闭目无视民间疾苦。久旱大灾、农事凋敝，他悲悯写下“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直白道尽百姓饥馑之苦；连绵秋雨损毁庄稼、冲毁屋舍，他以诗文记录灾情、痛斥苛敛，笔墨始终扎根民生烟火。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