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证据读夏：古国何以走向王朝

从骨骼病变看夷夏之别：礼仪首先是人的行为约束

记者：您结合古文字、人体骨骼病理材料解读夷夏之别，这个跨学科视角很有启发性，请展开介绍。

方辉：以往讨论华夏礼制，我们更多聚焦礼器、宗庙、墓葬等物质遗存。而我的理解是，礼仪首先落实在人的行为，尤其是礼仪、礼节行为上。

“夏”的造字本义是跽坐，跽坐的姿势与跪坐无异，但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夏人的坐姿，这种坐姿是族群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对身体姿态的严格规训，实行这种坐姿的人就是“中国之人”。长期跽坐会在膝关节、脚趾形成特征性骨骼损伤，即跪踞面病变。我们对此作了统计分析，从大量样本数据中能够看到，中原地区从仰韶晚期也就是距今五千多年开始，跪踞面病变的占比显著升高，并一直延续至龙山、二里头、商代；而海岱东夷地区，史前时期该病变数据仅为10%至20%。这并不是体质上的人群差异。古DNA检测证明，龙山时期中原与海岱人群已经发生大规模混血、融合，血缘界限已经趋于模糊，二者的差异本质来自文化与行为规范。“夷”的造字本义，就是蹲踞，在夏人看来就是不讲礼仪，属于“东夷之人”；大家津津乐道的“从大从弓”、表示善射的夷字，要到春秋时期才流行开来。

这样的解释并不否认以海岱为代表的东方地区具有发达的礼制，只是其礼制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东方的礼制更强调礼仪器具和礼制建筑，其在这方面的成就甚至高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但东方这套礼制更重视神灵和个人权威，而中原地区或华夏族的礼制更强调对个人的约束与节制，并以此体现个人对于族群利益的服从，反映的是浓厚的集体主义取向，其重视大型公共建筑，不追求个人墓葬的奢华等，也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这样的特点。

回到跪踞面病变问题。到了商周时期，海岱地区人群病变的占比明显上升，说明周边族群逐步接纳华夏族的跽坐行为准则，体现了东夷对华夏礼仪和文化的认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包含着短时间的武力扩张，但最终依靠的正是这种礼乐文化的认同。华夏文明的发展如同滚雪球一般不断吸纳周边族群，日益壮大起来的。我曾经论证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文化基因，说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科技考古“内卷”：标本争夺之外，破解学科“两张皮”困境

记者：现在业内常说科技考古领域比较“卷”，您深耕科技考古平台建设多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方辉：大家口中的“卷”，我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学习科技考古的研究生、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多，就业形势不像以前那样乐观；二是因从业人员增加，科技考古标本资源的获取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

应该说这是好事，说明科技考古事业在发展。早期阶段科技考古一般只有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和冶金考古等几种，不断扩大到环境考古、残留物分析，现在更扩展到稳定同位素、古DNA和人工智能考古等。科技考古工作者不能只是在实验室坐等标本上门，而是需要亲自参与到发掘工作中，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考古的真问题。长期以来学界经常提到的“两张皮”现象，指的就是科技与考古的脱节。其结果就是科技团队产出大量检测数据，但缺少对历史背景的解读；考古学者又难以充分挖掘科技数据背后的历史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考古工作者“下沉”到考古一线，“两张皮”的状况正在得到改观。未来理想的状态是，学界不再单独提出“科技考古”这一标签，科技手段本就是考古学内在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两张皮”才真正揉合为一张皮。

现在大家经常提到“科技赋能”，科技考古成果显示，科技确实可以赋能考古研究。但目前我国科技考古的方法大都是从国外同行那里引进的，将这些成熟方法运用到考古材料中，在国内就属于“一流”了。随着这些常规分析手段的普及，科技考古论著越来越多，但如果想要产出高水平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仅有这些常规技术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的是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一线的考古和科技工作者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方法创新，实现从“跟跑”到“领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高校具有学科齐全的优势，应该继续在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发挥带头引领作用。当然，科技创新是一项综合工程，从来不是高校一家的事，科技考古的场景方毕竟是在考古文博行业，因此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创新。“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出台实施考古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通过校地合作，为一流考古科研机构培养博士研究生，就是一项很好的举措，其成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