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古国：五千年前的文明社会样本

玉器大量随葬，钺、环、璧、镯等品类齐全。在王芬看来，能加工玉这种硬质材料的人，软性材料工艺水平必然更高——能琢磨玉石，就懂得纺线织布；知道在身上佩戴玉饰，就一定不会忽视衣裳。彩陶上的朱红、赭石、黑白纹饰，是先民把最美的颜色留给陶器。那么服装呢？她相信那个时代的人同样会把颜色染在织物上，穿得讲究而体面。加之手中可能握着的兵器——毕竟大汶口时期部落之间的冲突并不罕见。于是，五千年前的这位高大墓主，在她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玉饰在身，衣冠齐整，能文能武，站在那里，就是一整个时代的体面与尊严。

据研究推断，这些墓主身材如此高大，可能因为当时农耕时代广泛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食物更加丰富和稳定，营养充足促进身体素质提高。同时，墓主人在部落中等级都较高，占有的物质资源更多。通过股骨测算发现，焦家遗址男性平均身高超一米七，女性也有一米六以上，同时期的良渚文化，身高要矮将近十厘米。这些山东先民不仅高大健壮，BMI指数更显示他们身材匀称、肌肉发达，狩猎、农耕与体力劳动塑造了他们的健美体魄。

饮食方面，焦家的大汶口人堪称“美食家”。根据碳氮硫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先民食谱极为丰富，以粟黍农业为主，也摄入一定动物蛋白。遗址中，发现大量淡水鱼类骨骼，证明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更令人惊叹的是，陶器残留物分析显示大汶口人已掌握粮食酿酒技术，成套酒器的出土印证了“饮酒之风”盛行，甚至为今人调侃的“山东人能喝”找到了历史根源。

多学科研究的介入，为后世展现了一幅生动的远古生活图景，甚至包括那些日常到近乎琐碎的细节。例如以高规格下葬的领导者也没有“不事生产”的特权，他们的关节磨损程度、关节炎发病率与其他人几乎无异，一样下地干活；先民们枕骨变形普遍存在，五千年前山东就流行“扁平头”了；“蹲”是每个焦家居民的惯用姿态，曾经在互联网上引发极大讨论的“亚洲蹲”，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盛行。

从2016年至今，焦家已清理完成近五百座墓葬，先民的社会面貌逐渐清晰。规格不一的墓葬代表着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最高等级的大墓出现了三重棺椁——这是目前中国年代最早的实例。更让人意外的是，整个墓地中木质葬具的使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在全国同时期其他墓地中极为罕见。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王芬提到一个对比：一直到一百年前，普通人家还以“攒一副棺材板”为毕生之事，很多人离世时不过草席裹身。而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时期，在这片土地上，将近七成人死后拥有木棺。这不是古代惯有的金字塔式社会，而是更类似于纺锤型，“中产阶层”为绝大多数。即便用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它都呈现了一个相对先进和稳定的样态。

走到发掘区南侧，一片黄土探方边缘，剖面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圆形凹点，大小如乒乓球，排列齐整。“看这儿，这是五千年前城墙施工时，筑城者用集束棍一下下砸实留下的夯窝。”沈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一段裸露的城墙平面。

在考古界，界定一座遗址曾是一座城，最核心的物证莫过于确认城墙与壕沟。20世纪90年代初，山东考古界著名学者张学海曾推断遗址可能存在城址，但当时的工作重心在城子崖，对焦家遗址的探索投入有限，仅在遗址东南方向因取土破坏较为严重的外围区域做过小范围钻探，未能找到明确的城墙或壕沟证据。

王芬带着考古队第一年挖出房址和墓葬后，也给自己立了目标，找城墙。她已经发现了疑似点位，一道隆起的黄土垄，硬且高出周边。王芬站在上面看过很多回，心里有疑，但不敢说——没实证，没地层关系的支撑，说出来就是一个考古人的不严谨。她悄悄跟同事提过，换回一个匪夷所思的眼神。

第二年，一个学生在探方里刮面，收工时揉着胳膊抱怨：“老师，这土太硬了，别说刨了，刮一会儿胳膊就疼。”这句话戳中了王芬。但她知道，光土硬不能证明什么，城墙得有结构，得有人工痕迹。

探方继续挖。一天上午，学生们在刮面，新鲜土面上，一个角落里隐约露出成片的凹痕。王芬在上头走着，一眼就看见了——夯窝！她马上自己上手用手铲刮开来，一片人工打筑痕迹清晰地出现了，王芬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心心念念的东西，找到了”。她立刻把几个得意门生全喊过来：“我们的设想要实现了。”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