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家”古国：五千年前的文明社会样本

从那片夯土开始，结合着外围的追踪式勘探，城墙的走向很快就被确认了出来。一些大汶口时代中期晚段的大型墓葬打破了夯土墙，层位关系明确，因此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中期晚段，代表了海岱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黄淮下游区域)目前年代最早的城址，距今五千年左右——与良渚古城同时期。只不过良渚的城墙是堆筑而成，焦家的城墙，是一棍一棍夯出来的。这种技术，甚至比几百年后的龙山文化城墙还要先进。在它之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史前筑城运动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小国林立的城邦格局由此拉开序幕。

《礼记·礼运》曰：“城郭沟池以为固”。城墙这样的大型防御性工程意味着调动人力、供给物资、维持秩序，这是古国时代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的体现。在发现和确立良渚古城这一长江流域五千多年前的聚落遗址之后，黄河中下游也迎来了属于这一时段的重量级最新实证。焦家遗址以夯土城墙、环壕、高等级墓葬与成组礼器的完整组合，为距今五千至四千五百年的黄河下游，增添了一处关键坐标。

最早建起的小城，面积不大，连同外围壕沟不过十二万平方米。这座小城的使用时间大约只有一百年。先民们逐渐发现城不够用，便以原来的城墙为基准，向外扩了一圈——像北京的二环一样，回字形拓展，最终形成多重城垣。第一年和第二年的发掘区，恰好布在小城南城门附近。几乎是卡在正中，幸运得近乎神奇。

今年获得“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南佐文明代表黄土高原早期国家，与焦家遗址基本处于同时期，两者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气质。王芬把它们称为西高地文明与东洼地文明，一个以严整的礼制秩序彰显王权气象，一个以务实的世俗治理维系社会运转。南佐遗址总面积约六百万平方米，核心区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及环壕围成，拥有目前国内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中轴线。宫城择中而建，主殿择中而设，主次分明、层层递进。这是一种将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并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秩序感贯穿整座都邑。而焦家所在的东部低地，河流冲击，水患频繁，有限的土地要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东部先民不在神性上多做文章，他们把更多心思都投向了世俗社会的经营——组织人、管理人、统治人。

这一点，从出土器物上看得格外分明。大汶口人对酒器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一座高等级墓葬中，一位三十多岁的贵族女性，棺椁之间摆了一长溜器物：一壶配一杯，排了整整一排。一个人喝酒，一个杯子足够，但他们偏要成套配置。酒在这里不是饮品，而是社会关系的黏合剂，是群体身份认同的媒介。

玉器的使用方式也透着这种务实精神。良渚的玉器多为祭祀使用，沟通神天；焦家的玉器全是人用的——玉钺是权杖，握在手里就是权力本身；玉镯套在腕上，指环戴在指间——粗壮的玉戒指，整个遗址出了几百件，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尚未见过如此集中的发现。还有玉项饰、绿松石耳坠，多是装饰，重在世俗。

棺椁制度清晰体现出高、中、低等级，葬具规格判然有别。虽远未形成后世那样严整完备的礼制体系，但礼制的萌芽已清晰可辨——不同阶层在身后世界的安置方式，被一套日渐成形的规则所约束。几年前，曾有学者称焦家为“文明的前夜”，今年是遗址发掘的第十年，王芬觉得，这个说法也许保守了，经过十年研究，她称焦家遗址所处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为文明的“黎明”——商周时期最典型的青铜器，正是中原地区将中亚传来的青铜技术与海岱地区陶器器形结合的产物。而与夏代对应，被学者称为“最早的中国”的以洛阳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中发达的礼制许多即脱胎于彼时可能已被称为“东夷”的海岱文化区。

焦家遗址获得“全国十大”后，办过几次展览，都取名“礼出东方”——礼是礼制，更是社会治理。五千年前的焦家人，务实、高效、善于组织，很少在虚无的事上浪费心力。他们自己，就是这片土地上的秩序。

武昊有时候觉得，五千年时光，在山东这块土地上好像并没有走远。比如饭局上的座次——谁主位，谁副陪，左右手边分别是什么身份的人，一整套规矩严丝合缝。不了解的人以为这是套路，但武昊觉得，它的本质不在于吃饭喝酒，而在于让每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今天这场合里的位置——你是什么角色，该说什么话，然后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够了。酒量是控制的，目标是清晰的，秩序是预先安排好的。

编辑：HN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