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孟子》

第三，关于孔子作《春秋》。“五经”包括《诗》《书》《礼》《易》《春秋》。关于孟子与“五经”的关系，二程曾说：“知《易》者莫如孟子。”有意思的是，《孟子》并没有直接提过《周易》，因此孟子与《周易》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二程又说：“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讲过“春秋无义战”，又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更重要的是，孟子明确提出“孔子作《春秋》”，如“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判断对于后世影响非常大，例如司马迁撰写《史记》，就认为孔子作《春秋》。当然，也存在反面的看法。《春秋》曾被王安石称作“断烂朝报”，梁启超也曾将其比作“流水账”。近代疑古学者钱玄同据此认为，孟子为了抬高孔子的历史地位，赋予了《春秋》过多的意义。这种批评虽然是在质疑孟子的观点，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孔子作《春秋》”这一说法的历史影响确实非常深远。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论述，体现了其破旧立新的理论意识。

第四，关于距杨墨。孟子把“距杨墨”看得极其重要。他认为历史上有四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前三件是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第四件就是自己的距杨墨。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几件事有深层的古人价值逻辑：大禹治水，意味着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积极作为；周公兼夷狄，体现时人对华夷关系的认识；孔子作《春秋》，象征仁人志士能够威慑乱臣贼子；孟子距杨墨，意味着他所认同的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欧阳修认为，战国时期杨墨之道十分流行，而孟子正是通过阐明仁义来回应并消解杨墨之道，从而使儒家思想继续发展。朱熹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孟子发明四端，好比“安社稷之功”；孟子距杨墨，则如“捍边境之功”。也就是说，孟子既要建立自身的哲学体系，又要回应外部的思想挑战，二者缺一不可。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从另一个角度进行思考。后来一些思想家尝试调和孟子与杨墨。这里不谈杨朱、墨子的完整哲学体系，只看他们的一些生活经历及其人格形象。据《淮南子》记载，杨朱面对歧路而哭，墨子看到白丝将被染成不同颜色而悲。阮籍后来概括为：“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每当读到这些材料，我都会产生一种感慨：人生之中，歧路很多，选择极难。像杨朱那样面对歧路而哭泣，又有何不可？像墨子那样因为白丝将被污染而悲叹，也并非毫无意义。从这个角度说，另一种“杨墨之道”或可视为普通人的人生哲学，也能回应普通人的一些生命困惑。因此，在讲孟子距杨墨时，我愿意保留这种对杨朱、墨子的同情性理解。

第四项理论贡献：综合创新，即孟子如何发端儒家道统思想。《孟子》最后一章讲到尧、舜、汤、文王、孔子，也谈到孟子自身。我们需要把《孟子》的一头一尾两章联系起来看：首章讨论“义利之辨”，末章讨论“道统之传”。义利之辨中的“义”是什么？就是仁义。道统之传中的“道”又是什么？仍然是仁义之道。因此，“仁义”为什么在孟子思想中如此重要？因为《孟子》开篇就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展开义利之辨，而结尾则把仁义之道置于更宏大的历史文化时空中，讨论这一思想传统如何代代传承。所以，《孟子》第一章与最后一章实际上形成了首尾呼应，而贯穿首尾的正是“仁义”。

为什么说道统思想属于孟子的综合创新？“道统”二字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孟子》中。后来的韩愈根据《孟子》最后一章发展出了道统论。宋明理学兴起以后，道统论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地位。陈寅恪先生曾指出，韩愈的道统论与《孟子》最后一章具有密切关系。如果把《论语》《孟子》《荀子》放在一起看，这种关系更有意思：《论语》最后一篇《尧曰》，讲尧、舜、禹、孔子，《孟子》最后一章讲尧、舜、汤、文王、孔子；《荀子》最后一篇又叫《尧问》。宋代王应麟注意到了这三者之间的共同特点。从思想贡献的角度看，孟子的道统意识具有一种综合创新的意义。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我们讨论思想创新，应当特别关注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以及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道统论正是一种具有高度整合能力的理论创造。

下面来看“立地”。我想从孟子“救的哲学”这一角度对此说明。《孟子》只有三万四千多字，“救”字出现的次数并不算多。如果把相关内容串联起来，我们会发现“救”可以成为理解孟子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

编辑：HN008